市长作为城市管理的核心角色，其决策直接受到二战历史背景与游戏机制的深度影响。游戏通过还原二战时期的资源稀缺性、军事扩张需求以及外交联盟体系，迫使玩家在城市建设与军事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市长需优先考虑钢铁、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分配，同时防范敌对势力突袭，这种设计源于二战中各国面临的现实困境。历史战役中的闪电战、堡垒战术等元素被转化为游戏内的兵种克制与防御工事系统，要求市长在布局时兼顾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
市长决策的另一关键维度是科技研发路径的选择。二战中雷达、坦克改进等技术进步对战场的影响，在游戏中体现为科技树的分支优先级。玩家必须根据当前战场形势判断优先升级军事科技还是经济科技，例如提升坦克攻击力或缩短建筑时间。游戏通过历史事件触发特殊任务，如模拟诺曼底登陆的跨区域作战，迫使市长调整原有规划以适应突发战况。这种机制强化了决策的动态性，避免静态发展模式。
外交系统对市长决策的干预同样基于二战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博弈逻辑。加入军团相当于缔结军事同盟，但需承担资源贡献与协同作战义务。游戏通过设置征服战资源贸易等玩法，还原了二战中资源掠夺与战略合作的复杂性。市长需评估盟友实力与信誉，避免过早卷入大规模战争消耗储备。军团城市的共享军备机制进一步放大了集体决策的重要性，个人策略必须与团队目标保持一致。
民心与税率调控是容易被忽视的决策难点。游戏模拟了二战期间后方稳定对前线支援的作用，当民心低于阈值时人口增长停滞，影响兵源补充。市长需动态调整税率与开工率，在黄金收入与民心稳定间取得平衡。历史中苏联战时经济体系与美国后方动员的差异，在游戏中转化为不同的资源管理策略，高税率高风险模式与稳健发展路线各有优劣。
游戏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持久防御、太平洋岛屿争夺的机动战术等元素融入攻城机制，要求玩家在不同地形采用差异化布阵。二战后期各国经济崩溃的教训被设计为资源过载惩罚系统，过度扩张将触发连锁负面效应。这种设计迫使市长在每一步决策中兼顾历史逻辑与游戏规则，形成独特的战略思维。
